导语：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络版今天撰文称，随着中国的电子科技企业不断追求创新，加之传统制造业模式的逐渐衰落，中国的很多工厂开始探索新的模式，与创业公司的关系也越发密切。
以下为文章全文：
托尼-陈(Tony Chen)在东莞有一家模型飞机零件工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他失去了美国的多数订单。正当他心灰意冷地想要关闭工厂时，却收到了大疆科技的订单。
大疆的竞争对手随后也纷纷发出了订单。托尼-陈说，他目前的营收比3年前翻了一番，利润率也有所提升。“如果还在做以前的业务，我现在肯定很惨。”他说。
距离他的工厂20分钟车程，就是邵春友(Shao Chunyou，音译)的磨具工厂，那里同样是一片繁荣景象。他当初险些关闭了这座拥有300名工人的工厂，直到加一联创找上门来，那是一家专门为小米开发耳机的创业公司。不久后，小米的竞争对手也纷纷发来了订单。
然而，真正令这两家工厂起死回生的，并不仅仅是新的订单。中国的新一波电子创业公司正在提供有创新力的生产系统，以便匹配他们的生产需求。这些新的电子产品制造商和老牌的工厂主希望携手构建一种以创新为本的全新商业模式，而不再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展开竞争。
“这一趋势虽然尚未全面铺开，但应该会成为中国制造的未来。”加一联创CEO兼联合创始人谢冠宏说。
任务的确很艰巨。中国制造活动已经连续降温了40多个月，而新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也将为东南亚的竞争对手提供成本优势。
为了帮助中国制造业实现升级，中央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希望以此促进创新、提供补贴。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认为，如果中国的GDP要在2025年之前保持5.5%至6.5%的增速，那么其中必须有35%至50%的增长来自生产力的提升——换句话说，必须要通过创新来实现。
东莞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国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这里已经在20年间从一座小城镇发展成遍布各种工厂、拥有800万人口的大城市。但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加之中国的产能过剩，很多工厂都在金融危机之后倒闭或者搬到其他成本更低的国家。
东莞最近萧条的经济环境为深圳的创业公司赋予了更强的议价能力，后者之前很难与这些工厂主达成协议。例如，机器人手臂制造商uArm在找到托尼-陈之前，就曾经被多家工厂拒之门外。但业内人士表示，这些工厂主现在更愿意接小规模的小订单，有时甚至主动接触创业公司。
谢冠宏表示，中国制造的传统模式是与外国品牌签订代工协议，然后从工人和供应商身上榨取更多成本，但这是不可持续的。谢冠宏曾经担任富士康高管，当他看到中国主要销售高价国外品牌和2美元的假货时，于2013年创办了加一联创，决定生产介于二者之间的产品。
加一联创的产品价格不到100元人民币。他们只用了2年时间，就通过小米和自有品牌面向中国的新兴消费者群体卖出了1700万副耳机。谢冠宏还开发了微信平台，方便他的供应商和生产商分享想法、反馈和客户不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每个人的贡献都有价值。”他说。由于成本和销售数据很透明，所有的合作伙伴都能够共同实现更高的效率，而不再相互挤压价格。
这与以往为西方企业代工的传统模式截然不同。托尼-陈表示，他从没见过与之合作的美国企业派来的任何人，所有的订单都是高度标准化的。而现在，他正在与一些创业公司密切合作，为他们提供设计和生产可行性方面的建议，作为回报，他的工厂在制造方面的技能也能得以提升。
目前还远远无法判断究竟能有多少制造企业完成转型，又能有多少创业公司度过资本寒冬。托尼-陈表示，他认识的多数工厂主要么不愿冒险接受创业公司的订单，要么应对变化的速度过慢。
对谢冠宏来说，资本市场的降温反而是一件好事。他表示，过去两年有太多的年轻人创办了自己的企业，但却浪费了很多资源。现在，其中一些或许应该考虑为制造企业工作了。
这也正是托尼-陈希望实现的目标。他正在与两名来自牛津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工科学生合作，希望改善马达的性能。
“我希望生产出一些能够领导市场的东西，不要轻易被人取代。”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