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留在家乡，离开似乎更为容易。
长久以来，离开被看作是小镇青年必然的出路，而回乡则需要莫大的勇气。“个人发展”逐渐压倒“安逸生活”，成为90后一代价值判断的主流，“高压”的北上广深凭借看似更多的机会，成为年轻人咬牙坚持的选择。
当“在大城市痛并快乐着”几乎成为90后的一种“政治正确”时，回乡真的只意味着贪图安逸和自我放弃吗?
被误解的标签
张拓铭，90后海归，从澳大利亚墨尔本迪肯大学毕业后，决定直接返乡创业。
海归青年常常被贴上精英的标签，张拓铭回到家乡广东清远英德市的时候，听到最多的声音，“为什么不留在国外或者一线城市发展?书白读了”。熟人们看着张拓铭在家电柜台热气朝天的簇拥攀谈，举着手机一通呼喊，拉熟客群发苏宁优惠券码，而不是想象中西装革履坐在办公室打电脑的白领模样，多少就给他打上了“在大城市混的不好”的标签。
(图：张拓铭毕业照)
杨文圣、张亚君，天津大学研究生、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交换生，一对高学历夫妇双双辞职回到家乡朔州岱岳镇创业，也常常被这样看待，“大城市压力大，不想努力才回来”。
不知从何时起，在一些人的观念里，返乡被定义为失败者的选择。
杨文圣夫妇和张拓铭这些年轻的90后“燕回巢”拒绝被称为“失败者”。带有偏见的人们无法晓得，更难以置信，张明拓的第一次创业，门店开业销售就高达35万元;杨文圣、张亚君的首家300平苏宁易购零售云夫妻店，一年的销售业绩超过了700万元。
北上广深再也不是绽放青春的唯一选择，谁说努力只能留在大城市?
更开放的选择
2020年的疫情加速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思考，继续留在北上广深“押一付三”还是回到家乡“开疆扩土”?大城市和小城镇的抉择问题，曾经也一度让96年的小镇青年高锦辉焦头烂额。
毕业创业，对于刚出象牙塔的高锦辉而言，可能只有热情能占点上风。背井离乡，单打独斗，在就业失败和初创以“巨额”赔本落幕后，高锦辉终于冷静下来。
2016年，移动互联网完成全面转型，线上流量红利开始衰退;2017年，县域市场因为此前尚未被互联网完全渗透，逐渐成为新蓝海;2018年，高锦辉终于顺势而为，把视线瞄准县镇互联网经济，蠢蠢欲动。
高锦辉确实赶上了好时候。这一年，阿里、苏宁、京东等互联网平台纷纷下沉渠道，抢滩县镇市场。在观摩、调研了多家县镇互联网经济体之后，高锦辉决然退掉合租房，收拾行装，回到家乡佛山小塘门，借力苏宁易购零售云低成本低库存的运营模式，品牌背书、海量产品池和健全的物流配送服务，为自己降低风险，再次创业。
2018年7月28日，高锦辉的零售云门店开业，当季度销售额高达200万。
“初创失败后，我每一步都走的小心翼翼，现在看也都是选择罢了!”
为了梦想，一路狂奔的高锦辉终于可以笑对往昔。
不是因为受挫失败所以“逃离”大城市，返乡创业，也有可能是急流勇退，是重新开始，这是一种体面的出走，是张拓铭口中的“只要给社会创造价值，都是一种人生选择”。
追梦的人就会发光
“如果是我，会选择辞职返乡，自己创业吗?”
越来越多人开始问自己这个问题。铅华之下的艰辛与挑战有目共睹，但“建设家乡”、“发展经济”种种标准式答案却让人昏昏欲睡。
90后辞职返乡，以创业为谋生手段，寻求货币收入最大化并不是根本目的，在实现社会价值的个人追求逻辑内，进而以家庭本位为中心，及时尽孝、陪伴妻儿、享受亲情，安安稳稳“过好日子”，也是他们一直在为之努力的梦想。
2019年，张亚君放弃深造、辞掉高薪工作返回家乡朔州岱岳镇帮助丈夫杨文圣创业。基于消费场景规划生意、具备互联网基因的苏宁零售云打动了这对高学历创业者。依托数字化赋能，杨文圣夫妇不到一年，连开三家门店，在销售规模上超越了父辈经营40多年的1500平传统门店，年销售额超千万。
(图：杨文圣夫妇)
2020年疫情，实体经济发展“遇冷”。杨文圣夫妇利用社群进行社交裂变，微店转化变现，突破了传统电商的获客天花板，在众多家庭为闭店焦头烂额时，毫无波澜度过难关。
“我要将我的零售云打造成本地化服务的载体，成为朔州当地市场的一张名片。”
以创业的形式获得货币收入最大化，进而追求家人安安稳稳“过好日子”，实现社会价值的个人追求，构成了“杨文圣、张亚君夫妇们”返乡创业的选择逻辑。
“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这是张亚君常对杨文圣说的一句话。
苏宁创始人张近东在《张近东管理信念》一书中倡导“年轻人应当以更开放的态度阔步向前”。大城市还是家乡的抉择，折射出的是90后一代对自身未来的谨慎规划，但当年轻人将“个人发展”的微观视角上升到更为宏观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层面，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能够更清晰地发现，“十八线”的家乡也可能是梦想的“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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