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评论的人最喜欢的视角是批判，因为只有批判才能引起足够关注，也因为挑刺找毛病相比给出解决方案更简单。有人说，中国不缺少批判家，缺少的是实践家。支付宝事件，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当批判家们口诛笔伐的找马云问题的时候，却没人能给出像样的解决方案。
医生不仅要找出病人的问题，还要开出药方，更不能够误判了病因和误开了药方，那样绝对是庸医，甚至是罪人。
支付宝事件来龙去脉已经非常清晰。（1）支付牌照要求全内资，雅虎、软银都事先知道；（2）支付宝从外资变内资，全过程雅虎软银均认可；（3）据说，央行有口头告知企业通过“协议控制”的支付企业不能快速获得牌照，于是支付宝书面声明“无协议控制”；（4）接着，由于失去了协议控制，马云便与雅虎、软银谈补偿。
评论家们批评马云的焦点在于“先斩后奏”，先放弃“协议控制”，再找雅虎、软银谈补偿。胡舒立医生的诊断是马云“无契约精神”，给出的药方是“通过其他手段绕开法律”；王冉医生的诊断是马云“让本来已经被报表造假等问题和大肆做空的对冲基金搞得风雨飘摇的中国概念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雪上加霜”，给出的药方是“挟淘宝数亿用户和卖家以令央行和国务院”。
对于胡舒立医生的诊断和药方，马云已经给予了严厉的反对，而且所谓绕开法律的建议的确有些不像是名医开的药方，有些江湖游医的感觉，先恐吓病人（你不守契约精神，而马云是最好面子，最重个人形象的人）获取病人信任，然后开出不靠谱的药方，管病人死活，拿钱（人气、风头、影响力、期刊销量）走人，的确太不负责任。
对于王冉医生的诊断和药方，我认为有些驴头不对马嘴。中国概念股在国际市场遭遇问题的根源在于报表造假，而报表造假的真凶是贪婪的投行与华尔街，现在却都赖在马云头上，这就好比是B病人生病了，医生责怪A病人感冒，即使没有马云和支付宝事件，华尔街也没愚蠢到不知道做好风险控制。作为“风投”的王冉此话似乎是在为自己和同行的问题找借口。
至于王冉医生开的药方“挟数亿用户和卖家以令央行和国务院”，这就好比是给本没有多大问题的病人直接上“激素”，这哪里是药方简直是“要命”。在任何国家和地区进行商业活动，都需要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当某些知名外国公司因不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而被中国政府制裁的时候，这些名医们曾帮助外国企业呐喊，认为“制度有错”，当马云要遵守法律法规办事的时候，这些医生还是呐喊“制度有错”，想必这些医生们的行医手段全不受制度约束？怎么就对“按制度办事”如此的抵触呢？
王冉医生和部分批评家们话里话外之意可能还在于“马云借央行和法律挡箭牌，顺理成章的将支付宝与外国投资者划清界限，这么做太不君子。”商场如战场，作为外人我们没法知道战场中将军们的心理，战斗需要的是智慧，而不仅仅是那点冠冕堂皇的“契约精神”。成者为王败者寇，就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性骚扰一事的背后你知道有没有阴谋？狂炒“马云没契约精神”的背后是否有国外投资者的身影？
即使马云想借助获取支付牌照的机会，让支付宝与外国投资者划清界限，避免再次发生类似“雅巴之争”，继续让外资干涉自己的决策和运营。只要马云没有违背法律法规，为员工创造更多价值，为股东创造更多财富，马云的做法就没有错。支付宝事件只是一个简单的商业交易，事件三方最终肯定能够在利益分配上达成一致意见，各得其所。我们为何非要将这个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政治化，搀杂着一些酸溜溜亦或是借机炒作的不靠谱言论呢？
至于，支付宝事件对国内VIE企业的影响，也无需放大。许多中国企业采取VIE（协议控制）方式融资，甚至国外上市，没有受到政策影响，这并不代表马云想放弃VIE模式，获取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有什么不妥。VIE模式有利有弊，好处就不多说，坏处显而易见，公司可能最后不归创始人管，创始人可能被投资者开除，有创始人想放弃VIE没错，也有人想继续借助VIE求融资或者上市也没错，因地制宜，因时而变，这就是商业！
看马云对错，关键是衡量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在商言商，还是吹毛求疵。马云是商人，不是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