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ITU）提交了20.3万颗低轨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这一举动在全球航天领域引发强烈关注。资本市场迅速作出反应，A股商业航天板块持续走高，市场普遍认为这预示着一个堪比“人工智能”的产业新风口即将到来。然而，在这场资本狂欢的背后，一场由国家战略驱动、倒逼全产业链升级的航天攻坚战已悄然打响。
近地轨道与频谱资源因其稀缺性，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战略高地。根据国际规则和物理条件限制，低轨可安全部署的卫星数量上限约为10万颗，但全球各国的规划总量早已远超这一数值。ITU制定的规则明确要求：频轨资源申请后，首星需在7年内入轨运行90天，9年内完成总量的10%部署，14年内全部部署完毕，否则相关权利将按比例收回。这意味着，抢占资源不仅需要“先到先得”，更需具备快速部署的硬实力。
SpaceX的迅猛发展加剧了这场竞争的紧迫性。凭借可复用火箭技术，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在2025年完成百余次轨道发射，其中绝大多数服务于星链组网，全年新增在轨卫星超3000颗，累计数量逼近万颗。其“星链”计划规划部署4.2万颗低轨卫星，若星舰投入运营，SpaceX将进一步巩固其在优质轨道资源上的垄断地位。这种压倒性优势，成为中国必须采取超常规行动的直接动因。
中国此次大规模申报，既是国家战略意志的体现，也是对全球太空资源竞争的主动回应。通过锁定低轨空间资源，中国旨在构建自主可控的太空通信生态，为未来全球数字基础设施竞争奠定基础。然而，宏大的目标需要坚实的产业支撑，尤其是卫星制造与火箭发射两大环节的突破性提升。
在卫星制造领域，传统定制化模式正被工业量产取代。以上海松江G60星链产业基地为核心，50余家上下游企业形成集群效应。格思航天的数字工厂已实现1.5天生产一颗卫星的效率，2026年将形成年产300颗的批量化产能。成本控制方面，行业通过采用工业级芯片冗余设计替代昂贵的宇航级芯片，并结合规模化生产分摊研发与制造成本，单星成本从“亿级”降至“千万级乃至百万级”。卫星正从高成本定制产品转变为可快速迭代、持续补网的标准化基础设施。
相比之下，火箭发射端的运力短板更为突出。2025年中国航天总发射次数仅92次，低轨商业卫星部署不足500颗。要满足每年数千颗卫星的入轨需求，必须实现“高频次、低成本、大运力”的持续供给。SpaceX的经验表明，大运力且具备一箭多星能力的火箭，是提升单次发射效率的关键；而可复用技术则能大幅降低发射成本，支撑长期组网需求。
2026年成为中国商业航天发射的关键节点。随着国家航天局商业航天司的设立，东方空间“引力一号”、深蓝航天“星云一号”、星河动力“智神星一号”、中科宇航“力箭二号”等火箭均已制定发射计划。其中，天兵科技的“天龙三号”火箭备受瞩目。这款直接对标猎鹰9号的大运力可复用液体运载火箭，从设计到性能均瞄准规模化组网的核心痛点。
“天龙三号”箭体长72米，直径3.8米，长细比达19.0，既充分发挥发动机推力优势，又精准控制箭体重量。其一级配置9台自主研发的“天火十二”发动机并联，总起飞推力840吨，单台真空推力110吨，是目前国内推力最大、推质比最高的民营火箭发动机。该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突破20吨，成为我国商业航天首款达到这一水平的大型液体火箭。
为提升一箭多星能力，“天龙三号”采用直径4.2米、长13米的全碳纤维复合材料整流罩，为高密度星箭组合提供充足空间。2025年10月，天兵科技已完成“一箭36星”的地面全流程验证，覆盖卫星分离、运输适配及振动环境等关键环节，证明其具备多星批量入轨的工程可行性。一旦首飞成功，单次发射效率将显著缓解“星多箭少”的矛盾。
在产能与发射设施方面，天兵科技已在多地建立研发、智造与试验中心，设计产能支持年产50发天龙系列火箭及500台“天火”发动机。为实现高频次发射，公司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建成国内首个民营液氧煤油火箭专用发射工位（一期已竣工），并启动第二个工位规划，同时协调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的通用工位。这套设施网络未来每年可支持不低于60次发射，为火箭的航班化运营奠定基础。
当前，中国低轨组网已进入由发射系统能力主导推进节奏的关键阶段。大运力火箭决定单次部署规模，一箭多星能力提升组网效率，而可复用技术、规模化制造与高频次运营则共同作用于发射成本的持续摊薄。三者相互协同，构成支撑万星级低轨组网的核心能力体系。唯有在大运力火箭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20万颗卫星的太空蓝图才能从规划变为现实，中国也才能在全球低轨资源竞争中占据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