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英伟达下一任CEO的讨论,很容易被引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家公司对掌舵者的依赖究竟有多深。巴菲特的旧观点是,如果生意足够好,哪怕由傻侄子或火腿三明治来管,可口可乐也能照常卖。商业模式一旦扎下根,经营者是不是天才,未必决定企业命运。
英伟达的根基之一,是CUDA。它不只是某个软件,而是从芯片底层到算法库、再到应用工具的一套完整软件体系。自2006年推向市场以来,CUDA已经运行了约20年,形成了庞大的开发者网络。全球超过750万名开发者使用CUDA及其他英伟达软件,6000多款专业软件依赖其计算平台,TOP500超级计算机中超过78%由英伟达提供支持。
这构成了一种飞轮:开发者越多,客户越愿意采购硬件;客户越多,开发者越愿意留在生态里。20年持续转动后,CUDA本身已经具备强大的惯性。对用户来说,换掉英伟达不只是换一张计算卡,还意味着迁移技术栈、重新适配软件、重谈采购关系,甚至让工程师重新学习一套体系。即便竞争对手推出更便宜或更强的产品,这种转换成本依旧很高。
AMD与英特尔在CPU领域的竞争,也能说明生态壁垒的韧性。AMD曾凭借管理和技术追赶甚至反超制程与能效,但英特尔长期积累的软件适配和用户基础,仍让部分市场难以迅速倒向AMD。只看CPU,英特尔在X86市场依然保持约七成份额,消费级芯片和企业端仍有可观利润。这种惯性不是某一位CEO能轻易扭转的,英伟达的CUDA同样可能具备类似力量。
不过,CUDA并不会替黄仁勋去谈客户。黄仁勋长期承担着极重的商务角色,他一年会见大量客户,还要维护与台积电等供应链伙伴的关系,并处理遍布全球的监管与公共关系。1996年,英伟达为世嘉研发芯片时出现严重问题,黄仁勋赴日谈判,最终说服对方把采购款转为投资,帮助公司渡过资金危机。
2016年,深度学习刚起步,黄仁勋把首台面向深度学习的超级计算机DGX-1送到OpenAI办公室,亲自推广英伟达的算力平台。
到了2024年,甲骨文董事长拉里·埃里森邀请黄仁勋共进晚餐,埃隆·马斯克也在场,两人希望获得更多GPU。埃里森后来回忆,他们甚至请求黄仁勋收下更多钱。八年前需要黄仁勋上门送货的人,如今反过来主动争取供应。这说明黄仁勋的人脉和销售能力有价值,但这份价值与其说是个人魅力单独带来的,不如说是因为英伟达GPU本身处在紧缺和关键位置。
苹果的交接班常被拿来参照。乔布斯离开后,库克没有再造一个iPhone时刻,也推出过市场反响一般的产品,但他在既有产品、供应链和生态基础上继续扩张,把苹果市值从3500亿美元带到4.6万亿美元。段永平甚至认为,库克是比乔布斯更好的CEO。
没有乔布斯,库克造不出苹果;但在乔布斯之后,库克可以把苹果带向另一个规模。伟大的商业模式建成后,未必永远需要伟大的经营者。

